第179章 蝗灾(1 / 2)
唐代三十里设一驿站,鹿泉县距离真定百余里设有两座驿站,一行人经过一天的赶路在距离真定不到三十里的驿站停了下来,通常官府直接征用当地富户充当驿站的负责人,称“捉驿”制度。
在捉驿制度下驿站的负责人称为驿将,听起来挺威风的,其实就是一名最低级的军官,也称驿吏,自然算不上有什么编制,属于徭役一种,百姓都唯恐避之不及。
驿站建立的主要功能是传递传递朝廷的文书和军报,来往的客商也都喜欢在此停留落脚,就是图一个安全。
毕竟没多少商贾愿意在偏僻之处开设客栈,这和后世喜欢在主要干道上开店经商观念完全不同,就算官道上平时客流也很稀少,大多数都是往来穿梭的商贾,没事出门旅游走亲访友在唐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。
原本门可罗雀的驿站门口横七竖八的躺着不少南下的流民,看见甄乾车马停靠在驿站门口,颤巍巍的直起身子想靠前讨一口饭吃,立即被护卫阻拦下来。
“甄郎,这一路上的流民为什么越来越多?”
藤原刷雄大发善心的散了一把铜钱,引起了流民的哄抢,一时间驿站门口鸡飞狗叫好不热闹。
“天宝九年关中大旱,翌年河南蝗灾,今天北方大雪来的早,北方粮食歉收,可朝廷却没有减免税赋,这些人不逃难还能怎么样!”
历史上开元、天宝年间气候温暖潮湿,平均温度要高于同期一度以上,这种气候显著的结果就是容易发现水旱灾害,而伴随着旱灾,蝗虫就会大量的繁殖,引发连锁效应。
蝗虫在后世人眼里属于害虫,产卵很厉害,尤其是在干旱的环境里,蝗虫繁殖、生长发育更加有益,较干旱的季节里,土壤坚实含水量少,最适合他们产卵,而且干旱使得蝗虫能大量繁殖迅速生长,数量集聚到一定程度就变成了蝗灾。
古人相信“天人感应”之说,以及由此衍生而出的“灾害天谴说”,认为自然灾害的发生,与现实政治的过失是有关联的,乃是上天对统治者的警示,“国家将有失道之败,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”。这成为后世中国士大夫一以贯之的基本政治伦理。
开元时期,张九龄任宰相前后,水、旱、地震等灾害不断。还没等他主动辞职,一位名叫王冷然的小官吏已经忍不住愤然上书,要求宰相辞职:“今岁大旱,黎人阻饥,公何不固辞金银,请赈仓廪。怀宝衣锦,于相公安乎?”最后还声色俱厉地质问:“百姓饿欲死,公何不举贤自代,让位请归?”
“灾害天谴说”虽然虚妄,但天灾发生时官府应对无方,引发饥荒、流民、盗贼等人祸而不治,则应当追究人为责任。而且,作为一种具有强烈道德色彩、令官员产生敬畏感的政治伦理,其仍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。
从这一点上看,在没有现代制度的约束下,灾害天谴说也能让很多官员对自己的行为有所收敛。
开元三年,山东蝗虫大起,那时候蝗虫因为和“皇”字因相近,蝗起就是皇起,当时的人不敢捕杀,甚至还烧香祈福希望蝗虫吃饱后飞升。宰相卢怀慎和皇帝都有点信这个,还是姚崇力排众议,一定坚持杀蝗虫才把蝗虫给灭了。
翌年,山东蝗虫又起,姚崇再次下令捕杀。这次有个刺史倪若水上书说这蝗虫是天灾不是人为能解决的,拒绝服从中央的命令。之后,姚崇又给倪若水写了封公文,劝服他之后,才重新灭杀蝗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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