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坐在从县城开往黑山镇的公共汽车上,车窗外的一切像是电影里的快镜头,在眼前浮现。记忆的闸门又一次被打开——他想到了父亲方保国。

父亲方保国曾是一位民办教师,在他们家所在的黑山镇远山村小学任教。那时候,民办老师家里都有责任田,方保国除了上课,还要抽时间去种自家的责任田。上班时间,方保国去学校给孩子们上课;放学之后,他还要去帮着妻子干农活。

方心宁还有个姐姐,大他10岁,叫方心灵。自从家里添了这两个孩子以后,方母被拴在家务上的时间长了,地里的农活只好由让父亲一个人干。白天挤不出时间,父亲就在晚上下地。浇水,割麦子,很多活儿都是方保国乘着月色一个人在那里忙。正是这个原因,方心宁走夜路时见到月夜趁凉收麦子的人,总会停下来,在一旁听一听那“喳——”“喳——”的割麦声,似乎这样就会看到父亲直起腰来,用胳膊捋一把脸,向他笑。这“喳——”“喳——”声,正是父亲亦师亦农的生活节奏,以至于方心宁的回忆里总少不了这种声音。而每当这种声音在耳畔响起,方心宁就会觉得父亲的目光就在身后,正看着自己向前走。

方心宁很小的时候,父亲偶尔带他去学校。那是村子里最宽敞的一个院子,成排的平房,高耸的白杨,葱绿的冬青,青砖砌出花边的花圃,还有木桩上钉块板做成的简易篮球架。学前的方心宁最乐意在这里跑跑跳跳,享受一个小学生才有的快乐。有时候,到办公室里,捡几颗粉笔头,随心所欲地画个什么图形,接受方保国的两个同事——小梁老师和老黄老师——的夸奖。在幼小的方心宁心里,那是世上最惬意的事了。

往事的细节多已淡忘,但有一回,黄老师指着小方心宁说过:“孺子可教,是有志之士。”语出突兀,小梁老师和父亲不解地看着他。他指了指方心宁的脖子后面,惹得大家都大笑起来,原来,彼“志”乃“痣”。后来,方保国还真就常拿这个痦子常常给儿子砺志。现在想起来,父亲那些教育他的话,仍然如在耳边。

方心宁有时趴在窗外听父亲讲课。父亲用他那带有浓重乡音的辛县普通话,抑扬顿挫地讲着,声音洪亮,能让每一个学生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。学生们都很喜欢他,喜欢他的博识,喜欢他的和蔼,特别是他在课堂上那保持始终的微笑。

在这所只有三个老师的学校里,学生并不多。师生们天天生活在一起,早已融入了更多的亲情。每当雨雪天里,父亲总要想办法把学生们全都送回家之后,自己才离校。有时带去的午饭匀给了学生,他只好饿着肚子捱到傍晚。

一次,天又下了大雨,父亲正在上课,发现漏雨的房顶哗啦啦地落东西。父亲忙指挥大家赶紧往外跑。房顶忽地坍下一大片,一根房梁重重地击中了他的背。门距他站的地方只有一步之遥,轻轻一迈即可出去,但他不能这样做,因为屋子里还有学生,他得指挥他们全部转移到安全的地方。

好在父亲福大命大,在家躺了几天,总算躲过一劫。上级听说了房顶坍塌的事情后,要奖励那位勇于救人的好老师。就在同一天,学校里年龄最大的黄老师在校门口泥水里不小心滑了一跤,把腿摔得骨折了,正为医药费发愁。身为教学点负责人的父亲就把黄老师的名字报了上去。再后来,上级不仅为此给黄老师痛痛快快地报销了医药费,作为奖励,还特地优先把他转成公办教师,没过多久,又为他办理了退休手续,这都是后话。

这个秘密,只有远山村小的三个老师知道,他们不说,外界永远无人知晓。

上级又给学校盖了几间新房子。这把父亲给乐坏了,在学校里乐不够,到了家还“呵呵呵呵”地笑个没完。母亲不高兴了,数落他:“把功劳让给别人咱不说,房子塌时你不会先跑出来吗?你有个三长两短的让我们娘儿们怎么活?”父亲很干脆地说:“我是老师嘛。”

还有一次,几个上一年级的小学生调皮,敲着他们家的后墙一遍又一遍起劲地唱:“老师老师老老师,逮住老师炒炒吃。”当时姐姐听了非常生气,捡起一块石头追了出去,方心宁跟她后面。父亲刚好在家,喊住他们两个,说:“闹着玩的,当真就没意思了。”他出去,笑着对孩子们说:“谁编的?还怪押韵哩。”听了这话,一群孩子嘻嘻哈哈地蜂散了。

父亲当然最疼自己。每次放了学回家,不进大门就喊:“宁宁,宁宁。”这时,父亲必定给方心宁带回来好吃好玩的东西了,或者一个甜果,一个糖人,也或者一只蝈蝈,一条小鱼。这些东西,有的是人家给的,有的是自己买的或亲手捉的。

那时,父亲在镇里一直是一个典型人物,经常出去开会。回来,他就把镇里县里的新鲜事讲给儿子听,拿出开会发的皮包和各种本本,指着上面的字,细说开的什么会,得的什么奖。他不止一次说:“宁宁,等我转正了,一定带你去县城逛逛。”

父亲一连串的美好设想,为方心宁的童年增添了不少生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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